分论坛会议综述金沙国际网址,特大城市社会治

2019-09-29 07:42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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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经验与展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2-27 沈纪


目前,社会治理研究还有非常大的发展余地,进一步推动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是社会学界面临的共同任务。近日,北京市社会学学会2018年学术前沿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参会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经验与展望”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会议由清华大学教授李强主持。李强对改革开放40年来本学会的发展作了简要总结。他指出,改革开放为社会学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几代社会学家都积极投身到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宏阔社会实践和研究当中,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城市化涉及的利益分配巨大,还需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解决和化解重大利益冲突问题。张翼以“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治理”为题,以翔实的调查研究资料和数据分析对超大城市人口变迁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提出社会治理基础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循序渐进地营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同时,他还强调因城施策、控制生活成本、稳定流动人口就业,加强地区之间的相互协作等的重要价值。尹稚的演讲以“中国城镇化现状与未来”为题,总结了各国城镇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指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以工业化为核心到科技引领、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城市竞争时期走向区域协同、相对均衡的国土空间格局,通过振兴乡村、建立城乡伙伴关系来推进城乡统筹。肖林以“社区的‘财’与‘政’——财政资金能否撬动基层民主?”为题,兼顾文本和实践两方面,分析社区财政政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作用。肖林将各地的政策分为三类:结果导向型、过程导向型以及组织能力与建设型。在此基础上,肖林结合实际观察提出,基层民主运转起来的条件是利益攸关方协商平台的建立,否则政策只会空转。

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启动、自我纠错、自我前进的能力,所以必将势不可挡。张静演讲的题目为“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张静指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不应局限在建立何种管理组织,而是再造平衡利益、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倘若仅仅加强管治性组织建设,而组织内部缺乏实际机能,就无法真正实现社会治理效果。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已无法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代社会治理困境的办法,所以新的治理方案必须依靠理念、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吴忠民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何以成功”为题,对中国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形成进行了重要总结。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将现代化建设明确地设定为时代的中心任务和时代主流,将现代化建设与民众日常基本生活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在一起、与现代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形成中国现代化内生动力的五大主要原因。

会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承办。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龚维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人口学院教授赵延东、清华大学金融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郑路对上述演讲作了精彩点评。

编辑:李华山

2016年 7月 17日下午,由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2016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分论坛在兰州大学观云楼711教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党校、广东警官学院、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在本次论坛进行了积极交流.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文宏教授、孙秀林教授、金桥副教授分别主持了会议发言与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李煜教授、广东警官学院姜立强副教授的报告均涉及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杨子轩则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讨论了在职人口的职业管理问题。

“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社会治理;创新;城市社会;流动人口;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基层;副教授;发言

社会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建设亟须在体制机制上有大突破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12-12 马明洁


  “2005年,我国开始在政策上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建设,同时把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配置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但是我国的社会转型至今仍然没有整体性的制度设计,没有像经济转型那样形成明确的经济体制。虽然‘单位制’的社会福利供给制度快速退场,个人越来越走向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使个人在公共物品需求上脱离对国家的依赖。我国社会建设亟须在体制机制上有大突破。”在12月10日于清华大学召开的“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友梅率先发言。

  “我国正面临着以怎样的新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当下历史阶段的社会再组织问题,这是社会建设的大问题。”李友梅认为,在上海等各大城市,过去10多年中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既不是传统‘单位制’的当代再造,也不是一元行政管理体制的简单膨胀。当前这个模式还在继续转型,新的探索已开始深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中央要求上海走出符合中国特点的特大城市社区党建的新路子。上海正在思考深入探索社区党建创新如何升级的问题,探索党建工作如何引领特大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及其共同作用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提出,要推进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影响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另外一个就是当纵向秩序的机制体系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如何建设一个纵向、横向结合联动的秩序整合新框架和规则。”李友梅说。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讨论我国的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必须考虑民族因素这个维度,要密切关注各族群地理居住模式的转变,通过东部沿海省区各级政府的具体工作,努力为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就业、定居创造条件,同时在西部也创造一个能够更好地吸收汉族流动人口的社区环境。只有各族居民混合居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彼此交往,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彼此尊重各自的信仰和生活习惯,我们的社会才能持续增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和祖国的向心力与政治文化认同。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大鸣指出,人口流动改变了我国人口分布最基本的格局。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该地区现在除了本地人,还生活着大量外地人。不少城市已从传统的地域性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过去的“熟人社会”也开始瓦解,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尤其在当下,“我国正从一个移民输出国变成移民目标国”,中心城市已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群聚居,但我国还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些人群,行政体制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6年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清华-友成社会创新中心等6家单位共同发起举办。尽管会期只有短短一天,却有29位国内社会学相关领域的重量级专家学者坦率地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出席会议并指出,“社会治理与社区研究”这个议题在当前学术领域及政策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他向与会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研究关注:当下社会学者正在进行的社区实验、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社区建设、大数据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和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在主题演讲中首先肯定“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学科建设上实现了中西融汇,尤其是在社会学本土化方面贡献良多,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的创新之路。李强认为,“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对于社会学理论有创新的意义。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来激发“社会活力”,这是今天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重要的渠道。他还谈到当前社会学界所进行的社区研究与社区实验,对本次会议的主题“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并重点推荐了当前清华社会学系的“清河实验”与在北京大栅栏社区开展的社区干预实验。

金沙国际网址,  200多位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者与学生在现场旁听了本次会议。

2016年7月17日下午,由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2016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分论坛在兰州大学观云楼711教室举行。本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27篇,经择优甄选共邀请18篇论文的作者与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党校、广东警官学院、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在本次论坛进行了积极交流,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文宏教授、孙秀林教授、金桥副教授分别主持了会议发言与评论。

论坛负责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教授首先致辞。李友梅教授对参会学者表示感谢和热烈欢迎,结合大会开幕式的主题演讲谈了对于特大城市社会结构的有关看法,并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围绕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独特性进一步聚焦,逐步形成一定的学术或政策研究脉络;二是形成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努力建构学术共同体,共同促进中国社会学城市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

与中小城市相比,特大城市的首要特征是人口数量极其庞大、人口流动更加剧烈、人口结构异常复杂,特大城市社会治理首先要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人口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李煜教授、广东警官学院姜立强副教授的报告均涉及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杨子轩则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讨论了在职人口的职业管理问题。张翼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流动人口集聚与社会稳定”,结合对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结构的调研,介绍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初婚年龄的差异、居住证制度所带来的流动人口符号化等级化、流动人口对不同产业的地域垄断、农民工与城市底层市民之间的对立冲突等现象,指出家庭、产业结构与社会心态对于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李煜教授以“获得感与对外排斥——新‘土客’关系下的本地人态度”为题,基于上海的调研数据,探讨了本地人对于外来人口排斥的经济和文化原因,认为文化排斥独立存在且相对稳定,而利益因素无法很好地解释本地人排外的群体差异。姜立强副教授系统总结了流动务工人口向特大城市聚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风险,从社会福利视角提出了各类风险治理的方向、路径和举措,认为特大城市要形成政府、企业、非营利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多元福利主体共同参的能动性的协同风险治理模式。杨子轩以城市“幸存者综合症”员工为研究对象,借助结构化理论视角,对这一人群的职业生涯管理进行了分析,进而讨论了其对于城市社会治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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